葉彌《風流圖卷》:無根之花,風流自渡

(2019-04-24 10:58)

 

  在動蕩奔涌的生命長河中,漂泊的人心從此岸出發,始終渴望抵達彼岸得到安寧。在生活日常與無常的相伴中尋找自我,在吞咽世界的荒誕與驚奇的同時感知自我,然后在時間緩慢又迅猛的流逝中接受自我。每個人兜兜轉轉、尋尋覓覓的一生是學習成長的過程,也可謂是擺渡自己的旅程。作家葉彌一向關注現世人類的成長期,無論是青春期肉體的迷茫躁動,還是精神世界與成人話語的對壘,各色人物在她筆下靈動又倔強地破土而出,脆弱又堅強地生長起來。她的長篇小說“新作”《風流圖卷》同樣書寫了一個以少女孔燕妮的成長為主線,勾聯出幾代人在時代洪流泥沙俱下的裹挾中,與殘酷現實的掙扎、妥協、抗爭。以及他們遭遇無法選擇的命運時,如何選擇自我,又如何保持自我的傳奇故事。

  葉彌自2008年搬去太湖邊居住,2009年開始創作這部小說,計劃共寫四卷,寫寫停停,第一、二卷首發于《收獲》2014年第3期。停停寫寫,2017年秋至2018年6月初,又重新修改,“刪掉了七八萬字,增補了五六萬字,成為現在這個模樣。修改完的那一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解脫,無關文字,而是解脫了人生里許多妄念。……時間讓我對人生和社會有了新的認識,這也是這部小說給我帶來的意義,我感覺到是它引領著我成長,成長的全部內容就是識得‘命運’二字。不識這兩個字,奮斗無意義。”[1]這十年時間里發生的,不僅是葉彌從城市回退到城郊后生活狀態的改變,主動撤退更在于她想皈依本心,尋回自己。她在重拾文學力量的修行中,念念不忘兒時閱讀《石頭記》《水滸》《普希金文集》等書籍時忽然在眼前展開的絕代風流;對吳地蘇州愛得深沉,也促使她想挖掘并織繡出這片水土的風流絕代。于是,歷時十年,葉彌在鄉土自然修煉心性的同時,也把自我追尋的成長過程,耕耘成文學作品:人物浮浮沉沉,世界花開花落,此岸至彼岸,彼岸至此岸,皆為渡,自己就是自我的擺渡人。

  《風流圖卷》顧名思義就是藝術地描繪一幅幅風流的英雄俊杰圖。何為風流,為何風流,如何風流,都與所處的時間與地理空間緊密相關。葉彌的小說有一類完全架空背景,不提及所處時代,直接呈現社會生活某個剖面,仿佛就發生于昨天、今天或明天轉角的街巷里,作者、讀者與人物共情,時間與空間、現實與歷史共融。而剩下的一類往往在開篇便明確指出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例如,“這是一九六七年的中國,距今不遠,想忘也忘不了。”(《天鵝絨》)“八八年,也就是改革開放的第十年。”(《成長如蛻》)“李歐八〇年回到城里的時候,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土包子。”(《兩世悲傷》)“七〇年春天來的,不知道為什么要來?來了快三十年了,從來不見有親戚來看他們……”(《明月寺》)“吳郭城的大家族文家,早在1936年日僑分批撤離吳郭市,就開始出外避禍。”(《文家的帽子》)關于此類作品,有論者評價“葉彌擅長給自己的故事找一個過去的背景,讓它幫襯著,或是反襯著人物與故事。……葉彌是利用了歷史,但并不依賴于歷史。很多作家作品鐘情于描寫‘大時代里的小人物’,葉彌卻不直面宏大歷史,再現時代風云,而是獨辟蹊徑,寫了她自己的‘小人物’與‘私時代’。”[2]當下中國文學創作同質化很大一個根源,在于作者放棄有難度的創作,把日常生活不經過濾,一地雞毛傾瀉到作品中,放棄經典化、歷史化建構的努力。葉彌迎難而上,在《風流圖卷》里,她不再僅滿足于“以輕擊重”,而是力圖以她慣有冷酷的輕盈、慈悲的愛憐,正面把特殊時代背景與人物的命運哀樂緊密連接在一起,然后試圖尋索一種超越特殊時代、特殊人事之上的亙古不變的人類精神,求的是一條思想之路。

  小說的上卷發生于1958年,下卷于10年之后的1968年,兩個時間刻度都是中國當代史上歷盡磨難的時期。故事的地理背景依然設置于葉彌的文學領地:江南富饒之地“吳郭”及周圍鄉間區域:香爐山、花碼頭鎮、桃花渡、藍湖、青云島……熟悉的地理坐標在葉彌的各類文學作品中連接起來,共同搭建起這方水土的今生前世。

  “這是吳郭市,古稱吳郭。從三千年前建城到現在,氣象安詳。”“我”家在紅旗坊里的111軍醫院,路口有一座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建成的石牌坊,內容令人稱奇,竹梅輝映,“七夕相會”與“西廂記”相望,精致恢弘的雕刻中夾雜著粗鄙淺顯的生殖圖紋,成為民間風流生活的日常談笑,“也許它的目的就是與一本正經的世界開個玩笑。”[3]古老的巷弄里,千百年來世世代代住著安分守己的人,“因為有這些牌坊和高塔在,富人便謙虛了,窮人也就不忐忑。一座塔,一座牌坊,它的頂層和基座,代表著人不能企及的高度和無法承受的重量,讓人守其所安。”[4]1958年1月底,一隊戰士從軍醫院跑出來用炸彈把牌坊炸倒了。只因牌坊妨礙了進進出出的、象征著時代的權力、力量、時尚、性感的軍用卡車,千百年來的文明被摧毀,建立新秩序的時代容不下無用的石牌坊。

  1968年3月,吳郭城兩大派系(保派、趕派)拿起刀槍為了各自的觀點斗爭,遍地風流化成遍地火光。文明與文化曾經隨著白玉蘭花的每一朵怒放,開落在這座城的每處角落,賞花、織繡、釀酒、談笑,蓮花和彩虹一般的人兒走過街頭巷弄,飄蕩著溫軟的喃喃細語,風花雪月、香甜豐滿的市井,現在已經不復存在。街道上狼藉的是明清時代的廢磚碎瓦,游走的是不長眼的流彈。城市看起來會一蹶不振,難現風采,然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時間與地理在人的調和下以強大的生命力修復傷痕。“雖說不久前吳郭剛經歷過一場混亂,但愛吃愛玩的吳郭人很快就恢復了熱鬧”。[5]每個時期的動蕩終會過去,真正風流的不是時間與地理,而是身處其間追求真善美的生生不息的人。

  小說在1958年慶祝吳郭解放9周年的禮炮聲中拉開帷幕,15歲的少女孔燕妮從夢中被吵醒,以第一人稱展開了一幅漫長的時光圖卷。紛繁的故事圍繞著她以及她的家人、朋友展開,勾勒出一個少女以及幾代人在特殊時代裂痕里的自我探索、掙扎著奮力伸展的風流。時代浪潮的危機四伏,從父親孔朝山寫給柳爺爺的信中已經顯現:

  我沒理他,繼續朝下念:“陳從周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還在同濟大學里接受大家批判。汪曾祺、丁聰、聶紺弩也成了右派。汪曾祺在河北張家口農科所畫土豆。丁聰和聶紺弩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接受勞動改造。儲安平被送到長城腳下去放羊,聽說日子倒也還好,天天用鐵罐子裝羊奶喝。還有吳祖光,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今年他也要被押送到北大荒了。你還記得許憲民的女兒彭令昭嗎?許憲民帶著這女孩子來看過你的。你記得吧?這女孩子后來考上北大中文系,改名叫林昭,她也成了右派了……”

  柳爺爺抬起頭說:“你不要朝下念了,我對這些不感興趣。我的這些老朋友小朋友,對政治的興趣遠遠大過對生活的興趣。[6]

  這些閃閃發光的名字都是吳郭文化名流柳爺爺的舊友,而他們此時的遭遇預示著當時的政治環境,以及柳爺爺即將可能面臨的險狀,可他卻顯得毫不在意。這位奉行享樂主義的“老古董”剛搬進中西合璧的園林建筑“廿八齋”不久,雕廊畫柱,開門見水,盡顯風流。這種風流不僅彰顯在紅樓夢式的綠梅雪泡茶、玫瑰油洗頭、羊脂白玉壓書等極致講究的生活方式,還在于他對快樂的精神追尋,“中國人太看重悲哀的力量,不看重快樂的力量。快樂地活,才是最有力量的事,才是一件有益自己、有益別人的事。”享樂是身體和靈魂的雙重需求,“一個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人,不會知道別人的需要。一個不懂得關心自己的人,也不會真正關心別人。”[7]

  柳爺爺享受了大半輩子的快活,瀟灑風流抵不過政治的風向,它要否定一個人的生活,“要打倒他和他代表的生活方式”。柳爺爺被人假傳指令戲弄,經過一番農場和監獄的烏龍回到家中,身心疲憊,雖然定彩樸實的真心與肉體給予不少安慰,但文化人最在意的臉面與風骨已經遭受了難以容忍的羞辱。院子里假山下,堆得高高的柴火,柳爺爺抱著將開的曇花,隱沒在火光之中,留下一句“我這一輩子最討厭的就是‘改造’二字。”曇花一現,生命坍塌。“廿八齋”的門口,被人涂上八個紅漆大字:生的有趣,死的夸張。

  這八個大字不僅是柳家驥一生的寫照,也是葉彌筆下這些風流人士的命運縮影。一代風流,前仆后繼,奔向死亡,奔向自由。柳爺爺高調又夸張的行事是其堅守個人生命意義的方式,既然舊時代的石碑已被革命摧毀,那么他甘愿成為舊文化的殉道者。如果說柳爺爺捍衛的是文化和思想的自由,那么常寶的死,則代表美的自由被抹殺。

  常寶——“醫院里的藥劑師,三十幾歲,至今未婚,一個臭名昭著的風流女人”。作者在文中直接描寫常寶的篇幅并不長,但是她似乎又無處不在。“常寶的事,我稍后再說”,四次懸念,讓人物未出場已經引人期待。常寶柔聲細語,熱愛生活,搖曳生姿,在軍醫院家屬大院的口舌唇齒間被異化成一個女性風流的另類。常寶毫不掩飾自己的軟弱讓“我”怒其不爭,可是她莫須有的死亡,卻讓“我”哀其不幸,更加速了“我”成長的叛逆與對人世人生的懷疑。她是一個妖嬈又脆弱的導火索,讓時代的荒謬、人性的復雜、美的吸引力逐一爆破,并且串聯起時空的種種面向。這個美好的皮囊在批斗會上任人踐踏,所有凝聚著女性追尋美麗的器物在此時都成為“犯人”的呈堂證供,發光的旗袍、細膩的絲綢衣物,特別是那些開司米鉤織的胸罩,以一種正大光明接受批判的方式散落在臺下看客的眼睛里,并飛快地在心底深深扎根。4天之后,美的自由,在“我”眼前被槍斃了。諷刺的是,之前的被冠以種種罪名的常寶,在死后卻成為一種摩登的生活方式,作為對美麗極致追求的象征成為吳郭女性生活中經久不衰的模仿樣本。

  常寶的幽魂在白玉蘭的層層疊疊中跟“我”說:“你將來會知道,你做的所有事,統統沒有用。”柳爺爺的女兒如一師傅也回答“我”:人做的一切事,可能都是沒用的。“我”甩開如一姑姑的手,就像甩開常寶的手一樣,她們的軟弱讓“我”失望。如一和明心二位師傅,兩小無猜。再見時,如一在香爐山的止水庵,明心在旁邊的梅積山重建了修遠寺。近三十年的時光里,兩人共修佛法,兩山連通廊橋,佛法溫柔,佛心多情。也是在1968年,兩派的械斗動亂蔓延至香爐山,修理宗教信仰的自由,兩人共生共死,下山尋覓救兵之后再也沒有回來。只留下街頭巷尾說唱人口中的風流唱詞,口口相傳,永存于世。也許如“我”所想,“聽了這戲中的唱詞,我就明白如一和明心,不可能還活在世上”;又或許他們就在1970年逃到了葉彌筆下的《明月寺》,還俗成為“薄師傅”與“羅師傅”,守著二郎山的日出日落隱世30年。世上都是軟弱之人,“我”不愛看到人的軟弱,她們應該堅強地找到一切方法活下去。

  與常寶和如一的“脆弱”相比,高大進奶奶在吳郭口口相傳的傳奇里,是一位時尚的革命者,她以極端“剛烈”的方式守護愛情的自由。無論是在延安時擦槍走火打死了摯友和情敵雙重身份的小張娃娃,還是回到花碼頭鎮之后與“老絲瓜”司立新繾綣多情的姐弟戀,高大進并不在意他人的眼光,隨心所欲,對人有情。她為了民族的自由與解放,回到娘家后,脊梁骨挺得直直的,潑辣又果敢,分土地,分房宅,每日在居委會做工作,深受村里人的愛戴。1968年,奶奶被曾經工作過的居委會押回老家批斗,批斗會結束后,奶奶與“老絲瓜”一同吃砒霜殉情自絕。“我”把兩人葬在一起,以期讓他們的情愛達到某種永恒。十年前,奶奶被接回吳郭前,兩人偷偷在蘆葦叢里摟得緊緊的,陶醉得紅了臉。“天空有兩只大蝴蝶風箏隨風嬉耍。生物柔軟,死物僵硬,它們如此柔軟,把生的特性模仿得惟妙惟肖。”[⑧]此時,風箏遠走高飛,相愛的人卻永埋地底了。

  “人要知道快樂,才算是一個人。”在青云島上濟世救人的陶云珠大娘同樣奉行性情自由的生活方式,因傳授青年男女相愛陰陽之道,被“破四舊”扔到湖心除掉了。云珠14歲時被吳郭前清舉人余自問收在身邊當使喚丫頭,跟著余家見過多少風花雪月,上海的文學沙龍、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曾樸的《真善美》……文化風流的種子在她心中生根發芽,夜不能寐,就像余老爺說的“因懂得真善美三個字,活得也算像個人了。”陶大娘用了一周時間把這些風流人物的故事講述給干兒子張風毅。

  深愛孔燕妮的張風毅跟隨著姐姐張柔和在“廿八齋”生活時已經深受柳爺爺享樂主義的影響,此時,這些絕代風華更激蕩著這個年輕的詩人的心,他寫下《曼娜回憶錄》,“不管這個曼娜是誰,她一定是追求自己幸福的人。這位叫‘曼娜’的女性是男人們一生傾情的女性。他要告訴世人,這位了不起的女子怎樣為了個人幸福而奮斗,怎樣在嚴苛的環境下伸張自由的精神。當然,她還必須承擔教化男女的任務,就像干娘一樣……張風毅寫過好多詩,從沒有寫過小說。以他的理解,在這樣的年代,小說應該是直抒胸臆的,越是坦白,對人的生活和靈魂就越發有用。思想在此時并沒有那么重要。”[⑨]在“我”的建議下,《曼娜回憶錄》裝進漂流瓶,最后,竟從藍湖出發飄蕩成人人相傳的集體創作手抄本,在封鎖的時代滿足了許多人對風流的想象。

  所有的宗教都是我的宗教,

  所有的愛情都是我的愛情。

  快樂是世上最崇高的理由,

  寬厚是生活最合理的動機。[10]

  這是創作《曼娜》十年前,少年張風毅寫下的詩歌,當時的“我”想:“從他的詩里看,他深受柳爺爺的影響。話說回來,我們誰不受柳爺爺的影響呢?”孔燕妮在故事的開始便承認柳爺爺對她的影響,同時,天性里美男子父親孔朝山對愛與美的崇敬、對人的寬容;與革命典型母親謝小達所代表的大時代中“成為一個戰士”感召所需要的熾烈、勇敢、堅強,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在其生命血脈中激烈撞擊。這個誕生下來便被炸雷之后的彩虹加持的“仙女”的成長歷程被賦予夸張的傳奇色彩。

  孔燕妮的自我成長正是“渡己渡人”,擺渡自己,超度別人的過程。小說中具體表現在她在各種程度參與了上述風流人物的人生歷程,各種風流在這個少女的精神世界中混沌地糾纏在一起。作者從母女關系、身體的成熟與精神的自我救贖等幾個方面來表現政治環境中青春期女性的成長。周圍政治環境對身體的侵略與迫害,常寶死之后她決絕地把頭發剃光以示對不公正死亡的反抗,友人唐娜在廁所的大鏡子前教會她對自己身體的認識。1958年,政治的浪潮中,她在月經初潮中,開始了真正的人生之旅。溫暖濕潤的生命萌發,在月色如水的浩渺宇宙中,喚醒她對生命神秘與命運意義的探索。人活著是為了什么?這個問題貫穿了全書。生活在這個國度里的孩子們,往往還沒做好成長的準備,就被拋擲到成人的世界里,被迫接受了種種成人法則。孔燕妮是堅強又軟弱,她經歷了種種苦難,重重風流,從依賴外界力量地救贖,例如極度渴望獲得母親的認可和男性身體的慰藉,再到后來可以自己做主自己的身體,自己尋找到精神的出路。她終于在一次次聲嘶力竭地身體探索與生命叩問中獲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與重生,終于她完成了自渡。這是一個漫長而反復,甜蜜又痛苦的擺渡旅程。

  “小說藝術,其實就在虛與實、隱與顯之間。葉彌擅長探索人內心世界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而所謂文學的‘減法’,就是辯證地對待這一探索,不僅是‘以無厚入有間’的縱橫捭闔,更在于自覺到手中的那管筆‘止于所當止’的謙卑。”[11]在《風流圖卷》中,葉彌寫作的姿態不同于以往《桃花渡》《香爐山》等中短篇代表作中的飄渺靈動的隨性,她在這26萬字的篇幅中布下了局,正如在《后記》中寫到的,不能只靠靈感寫作,要靠全盤的構思,構思小說的思想,也就是靈魂。稍顯可惜的是,在中短篇創作中極擅長留白的葉彌到了長篇小說的布局中,虛與隱的余味卻略被填滿了。在展現人物精神成長的混沌迷茫,和發現生命意義的遍地欣喜時,本該以人物行為順其自然的展現和留有“空白”的敘述達成。而行文中孔燕妮對自己尋找重生意義和出路的自問自答,顯現出過于飽滿和明顯的覺醒焦慮,思想的重量有時會越過故事的發展,落入紙面吶喊。

  除此之外,葉彌依然保持了其生而為文學的強大藝術表現力,腳踏實地又靈動搖曳的語言讓復雜的人生不拘一格,相互聯通。這些義無反顧追求人間真善美,追求愛,追求個人幸福的人們才是時代生活中值得書寫的風流,他們在憐花巷的作坊里,在墻縫的情書上,在古董煙槍的吞云吐霧里。有趣的靈魂被葉彌找到,并在人物的生命中生根發芽,各色人物的敘述主線在龐大混雜的時空描繪中忽隱忽現、相交相錯,卻能清晰地貫穿始終,而全景式的宏闊格局容納了大量社會生活細節的生生不息與鳶飛魚躍,為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一幅既獨特又光彩絢爛的風流圖卷。政治擠壓的縫隙間,這些在“我”夢中被老和尚如預言般下了判詞的“無根的花”,漂泊無定,卻極力地生長,掙扎,在遍地“彼岸花”的競相開放中,以各自的生命方式堅守自己文化、生活、信仰、愛情、性情的自由,求得精神上的“引渡”。沉郁的時代之歌,帶著一致化的蠻荒,而身處其中鮮活的人們并不是所謂的“英雄”,他們只想追尋本心,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理解,當二者矛盾時,這些各有缺點的凡人只能又哭又笑、無可奈何地抵御侵蝕。無論什么時代中,人類對快樂對美好對愛的追求永不會變,“只要符合人對真善美的追求,任其怎么復雜,大家也趨之若鶩”,他們靠著這樣的信念,在時代的長河中用永恒風流的人性追尋,擺渡自己與現實的關系,求得一個平衡,一個歸宿:“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這么慌亂地跑著,跑來跑去地尋找前途。柳爺爺那時就說,人的弱,全在于沒有正確的思維方式。那么多人上下求索,求的就是一條思想之路。” [12]

  在小說結尾錢塘江周而復始的潮水中,這些“無根之花”平靜下來,孔燕妮認真地大喊“我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如同《葉甫蓋尼·奧涅金》里塔季揚娜那一聲呼喚:“我戀愛了”。這份焦急地渴望著真正的成長,對自己本心的理解,歷經磨難獲得身心解放后的歡愉,如第一片初雪,第一縷春風,霧氣散開后的第一抹晨光,第一次忽然感知到心臟的跳動與融化般,令人感動。而一個平靜的獨立的自我終于在主人公一次次呼喚重生之后,在讀者的期待中,在葉彌瓷實而飛揚的細節描寫中,隨著“潮水拍擊,狂風旋起,卷千重雪,挾滿天雨”,如期而至。

  注釋

  [1]葉彌:《風流圖卷·后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439-440頁。

  [2]朱紅梅:《在哪里獨自升起——關于葉彌》,《南方文壇》2017年第4期。

  [3][4][5][6][7][8][9][10]葉彌:《風流圖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頁,第241頁,第351頁,第17-18頁,第21、31頁,第192頁,第343-344頁,第44頁。

  [11]金理:《這些年,讀葉彌》,《南方文壇》2013年第4期。

  [12]葉彌:《風流圖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275頁。

(作者:相宜;來源:揚子江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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